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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刑法修正案(九)》关注民生的刑法保护
作者 迟宁
正文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老龄、幼龄人口在我国人口社会结构中占比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刑法对特殊人群(老人、儿童、妇女)的保护关注也随着社会人口结构和针对此类特殊人群侵害的形势变化而有侧重地进行调整。接下来,文康律师将就于2015年1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中涉及妇女、儿童、老人犯罪的第十五条、第十八、第十九条进行解读:


1、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者加重处罚
本次《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241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本次刑法修正案实施之前,我国现行刑法中针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收买一方,如果其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或其存在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情形,是可以对买受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本次刑法修正案对买卖妇女儿童犯罪中买受一方一律作出构成犯罪的评价,对于不阻碍返回原居住地、不虐待、不阻碍解救等情形作为从轻、减轻刑法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适用。这体现了刑事处罚对买卖双向刑事犯罪行为处罚的对等性和根据不同情节量刑处罚的灵活性,以期起到在买受源头遏制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调节目的。

2、虐待罪也可公诉
 
本次《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260条第三款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第三款增加了但书规定,使一般的虐待罪案件由只能自诉转为原则上自诉,例外情形下可公诉的案件。我们认为这一刑事处罚变化可以对家庭成员中的弱势群体的儿童、老人提供更周延地刑法保护手段。但是作为公法的刑法在涉及家庭事务调整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注意介入的条件,这也是上述第三款但书规定的立法目的所在。“没有能力告诉”和“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所指的情形均应当是不能归责于被害人原因而造成的不能告诉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对强制或威吓的认定、取证存在一定困难,但是鉴于前述的刑法调整目的和此类犯罪中以自诉为原则的调整方式,我们认为公诉介入时在客观行为取证的同时还要在法律释明的基础上遵从受害人的主观意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调整的确给弱势人群增加了更多重的保护手段,从而对施虐者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3、加重虐待罪的惩罚力度和范围
 
本次《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60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60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新增此条目的在于加重对虐待行为人的处罚力度,以扼制虐待行为,具体体现为刑事处罚主体范围扩大至家庭成员以外,并将单位纳入本罪主体,以期有效防止和惩处发生于幼儿园、学校、养老院、医院等单位内的虐待现象。


(1)犯罪主体突破了家庭成员的限制,“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也成为本罪的主体,但仍属特殊主体。被监护人、被看护人也有范围限制,仅限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和残疾人这类特殊人员。换言之,这四类特殊人员之外的人,与行为人必须具有家庭成员关系,才可成为本罪主体。


(2)本罪新增了单位犯罪的规定。单位犯此罪的要件: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如幼儿园、学校、养老院、医院等单位;在监护、看管上述四类人员过程中,有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行为,且虐待行为达到情节恶劣。


(3)刑期由原来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41   《刑法修正案(九)》关注民生的刑法保护 迟宁 2015.12.28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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