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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动产质押监管中质权人与监管人的义务界定与责任承担

目前,实践中对于质押监管的合同性质、法律关系、质权人与监管人的义务和责任等相关问题认识不一。笔者团队代理过一批涉及动产质押监管的案例,在代理案件过程中,还原事实、分析案情,研究了上百篇相似案例、最高院法官文章和学者论文等,结合法院的审理,总结出文中要义,供大家参考、讨论。


一、质押监管业务如何兴起

质押监管业务起源于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的质押交易,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标准仓单的变现流通,1999年银行和期货交易所在广州联合召开会议通过非标准仓单的流通,此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推广了非标准仓单的质押授信业务,动产质押监管业务由此得到蓬勃发展。

2012年华东地区钢贸爆发了信贷危机,随后商务部委派中国物资储运协会等单位起草发布了《动产质押监管服务规范》,初步形成行业性规范。但在诉讼实践中,对于质押监管的合同性质和法律关系、质权人与监管人的义务和责任等一直存在争议。

二、如何认识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

笔者团队曾作为被告物流监管人的代理律师代理过一起案件,原告质权人银行将物流监管人与其之间的关系异化为担保关系,此种关系下监管人即便无过错也要承担责任,且监管人必须就质押物原价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立案时法院将该案定为仓储合同纠纷,笔者团队认为该案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监管关系,案由应该为委托监管合同纠纷。经审理,法院认可了笔者团队的观点,并将案由更改为委托监管合同纠纷。案由的确定和法律关系的认定对案件有重大的影响,决定着双方责任的承担和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意味着法院通过案件审理,在听取笔者团队的分析、论证后,从整体上认同了笔者团队的思路,否定了原告的思路,这给笔者团队的当事人避免了巨额损失。

实践中,动产质押监管操作模式一般如下:贷款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质物,通常以不宜实际交付的动产(通常为大宗货物,如农作物、煤炭、矿砂、钢铁、有色金属等)质押,银行授信融资,同时由物流企业作为监管人代其占有、监管和控制质物,三方订立《动产质押监管协议》。

因为质权人银行与监管人间系无名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应比照最类似的有名合同补充双方权利义务。实践中围绕双方是委托关系还是保管关系仍存在争议,结合最高院判例,笔者认为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

首先,最高院司法裁判实践支持双方约定的委托关系。(2016)最高法民申978号案中,《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开宗载明监管人为质权人的代理人,而监管人不以质权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严格意义上双方仅存在委托关系而不成立代理,最高院支持双方成立委托关系。

最高院孙超、景光强两位法官同样认为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动产质押监管业务的实质不在于保管,而在于监管人通过对质物进出库的严格管控,保障质权人债权的实现,保管义务只是监管义务的有效补充”,在保管义务外,监管人仍须履行审核查验、监管义务,单以保管关系不能完全囊括,唯有概括性的委托关系才能解释——代质权人完成质物交付并持续占有。

其次,动产质押监管业务并不具备仓储保管合同的典型特点,如保管人享有留置权、提存权而监管人被排除这些权利,存货人或寄存人对货物可以自由支配而出质人却受限制,存货人支付保管费用而质押监管协议中却由质权人支付监管费用。

三、如何界定质权人与监管人的义务

动产质押监管纠纷中,监管人是否完全履行义务常常是判定其责任承担的关键,而监管人与质权人的义务又互相关联、难以界定,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供参考:

1.权属审查义务

监管人受质权人委托,对接收的质物应进行事实审查,无误后向质权人出具质物清单回执作为权利凭证,并以此证明质物转移占有及监管期间开始。

质权人并非免除此项义务,如果质权人既未对质物实际库存和权属状态审核,亦不督促监管人按监管合同约定审核,表明其不仅怠于履行其法定的质物审核义务,且对自己债权实现疏于管理并任由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对质权不能设立所造成的损失,双方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2.保管义务

由于质权人拥有对监管方式的话语权且可对监管人下达指令,在保管义务上双方仍有区别:

首先,质权人在订立协议时有权选择“自营仓库监管”或“输出监管”,两种监管模式的方式意味着保管效果的差别,监管人对监管人的保管义务也应形成差别化期待。选择“输出监管”则不以“自营仓库监管”所能实现的品质、安全保障为期待。

其次,监管人“输出监管”的保管义务是妥善保管质物,即施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而非仓储保管下的保障。因此,监管人应提供适宜的保管设施和条件,遵循一般社会观念所确认的知识、经验的注意程度等。

再次,在紧急情况下,质权人应履行的保管义务是尽快反馈并作出合理指示。如在质物被非正常转移、抢夺的情况下,监管人应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必要时报警,同时立即通知质权人,而质权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及时明示指示。由于监管人并非真正的权利人,也非担保人,在质物的保管和管理仍以质权人意志为中心,当质权人未及时发出指示或指示不合理造成损失扩大时,不应由监管人承担责任,监管人仅对其过错承担责任。

因此,监管人的保管义务并不是注重对货物的实际管控,而是基于监督管理身份实施善良管理以及向质权人汇报、按指令行动义务。

3.质物管理义务

监管人仍须承担一定的管理义务。动产质押监管分动态和静态监管,在静态模式下,监管人须依质权人的书面许可严格把控出质人的进出库行为,未经允许不得出库。而动态模式下,质物的数量、价值随时变动,监管人应建立进出库管理制度,核对登记质物出入库的时间、数量和价值变动等,并向质权人定期报备,在涉及质物价值或数量接近合同预警值的,立即通知质权人并采取约定措施。

四、如何承担责任

1.监管人是受托人,不是担保人

实践中质权人会面临单独或一并起诉监管人、主张监管人承担连带或补充责任等选择,这源自对监管人主体地位的模糊。因为监管人既不是债务人,也不是保证人、担保人,其违约责任与主债权债务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孙超、景光强两位法官提出“法律并未禁止在一个案件中审理两种及以上的法律关系,若质权人同时起诉债务人与监管人,可以同时审理,但应区分主次”,法院的司法裁判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另外值得探讨的是,监管人可否被认定为质物的占有辅助人。通常观点认为监管人是直接占有,质权人为间接占有,但监管人是代质权人履行质物保管义务,是依质权人意愿为之并接受指令,是否可将其所实施相关行为的源泉视作质权人行为的延伸,(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100号案认同了这一观点。监管人占有地位的区分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在发生质物毁损情形时,出质人不能要求监管人承担质物损害赔偿责任,而可以要求质权人承担,另一方面,监管人并非独立占有质物,与监管人间自然不能成立保管合同关系,监管人承担的是未尽委托合同监管义务的违约赔偿责任。

2.监管人责任是过错责任、补充责任

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双方基于委托合同关系适用过错责任,监管人仅在因过错而未能履行受托义务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监管人在债务人不能清偿的数额内,以其过错导致质物灭失或短少的价值为限承担补充责任。

如货物发生短缺时,监管人只要证明其充分履行保管、监管和审查义务,可以减轻甚至免除责任,而非参照保管合同,仅不可抗力时不承担责任。审判实践中存在不注意考察监管人过错,而将监管人的责任异化为连带责任的倾向,应予防止,否则会挫伤物流企业的积极性,阻碍动产质押业务的发展。

其次,监管人只承担补充责任。在动产质押监管纠纷中,由于质权人的直接义务人是债务人和担保人,监管人仅是帮助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人,在除因监管人过错造成监管质物灭失外,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与担保人的直接责任,一旦直接责任因清偿消灭,质权人不存在损失,则监管人责任亦应消灭,所以监管人只是补充义务人。

鉴于篇幅原因,本文先做上述解析。实践中质押监管业务纠纷多种多样,案情不同,应对也会有所区别。质权人和监管人的义务和责任还涉及很多方面和知识点,本团队做了大量和更为深入的研究,欢迎咨询、致电、来访文康。

代理案件过程中研究过的部分法律法规有:

《物权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 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给出质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五条 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

第二百一十六条 因不能归责于质权人的事由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卖、变卖质押财产,并与出质人通过协议将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合同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第三百六十九条 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

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

第三百七十四条 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八十条 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八十一条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四条 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百零六条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担保法》

第六十九条 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质权人不能妥善保管质物可能致使其灭失或者毁损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物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债权而返还质物。

《商业银行法》

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研究过的部分参考文件有:

《关于促进连锁经营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动产质押监管服务规范》

研究过的部分案例有:

(2012)鲁商终字第171号

(2013)民申字第138号

(2013)民申字第591号

(2014)宁民商终字第15号

(2014)苏商辖终字第0058号

(2014)民申字第1490号

(2015)鲁商终字第182号

(2015)苏商终字第00212号

(2015)鲁商终字第230号

(2015)民申字第230号

(2015)苏商终字第00269号

(2015)苏商终字第00335号

(2015)苏商终字第00613号

(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100号案

(2015)民申字第1845号

(2016)最高法民申978号

(2016)苏民终1405号

(2017)最高法民申1224号案

《最高院公报案例》2017年第7期,(2016)最高法民终650号“大连俸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运储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研究过的部分最高院法官和学者文章有:

孙超,景光强:《动产质押中监管人的义务及责任》,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0期。

吴伶俐:《厂商银业务中动产质押监管的法律效力》,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3期。

王富博:《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认定及责任裁量》,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04月11日。

张溦:《“动产质押监管”中监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 ——以虚假出质和质物毁损为例》,载《尚格诉讼观》2017年3月6日。

吕玉兰:《厂商银业务货物质押监管的综合性分析》,载《税务与经济》2012年第2期。

丁丽瑛,韩伟:《动产质押监管业务的法律属性》,载《中国流通经济》2014年第1期。

揭志刚,刘晓夏:《动产质押监管中监管人的责任承担》,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23日。      

王娟:《动产质押监管业务的法律困境及路径选择研析》,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赵龙:《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及电器作为短少质物的赔偿标准》,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21日。  

文康商事诉讼团队

作者简介

张金海

文康所创始人、高级合伙人。擅长办理疑难、复杂、大型民商事诉讼,处理企业破产相关业务,为企业管理进行法律设计并且处理最关键、棘手的专项法律事务。成功代理过上千起涉及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及公司法等领域的商务纠纷案件,并为多家大中型企业的并购、改制、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发行股票或债券、企业清算或破产进行过成功的法律策划,组织指导律师进行了成功运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任青岛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律师协会理事,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山东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青岛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法律顾问团成员,青岛市信访法律专家组成员、中国海洋大学法硕教育中心法律实训专家库入库专家等。理论著述:《论委托贷款关系中的出资人擅自出质存单金融机构是否承担责任》在青岛市2000年度律师业务理论研讨活动中,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诚实信用与最高额保证》在山东省第十五次律师业务理论研讨活动中,获优秀论文二等奖;《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制度之解读》获得2014年度山东省优秀论文一等奖。

董杰

文康所商事诉讼部主任,擅长办理公司法、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民商事诉讼和仲裁案件。现任多家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和大型集团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在张金海律师指导下带领该团队成功代理过大量疑难、复杂、大型诉讼案件,除了有丰富的诉讼经验外,董律师擅长将诉讼经验和企业日常管理运营相结合,将企业风险防控前置,受到担任法律顾问企业的认同和好评。现任青岛市律协公司法委员会委员,连续两年被青岛评为青岛保险纠纷调处工作先进个人。理论著述:《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制度之解读》获2014年山东省优秀律师论文一等奖;《抽逃出资构成及法律责任解析》入选2015年青岛企业家+律师高端论坛文集;2016年《公司分红与股东赔偿之间是否构成抵销关系》等文章入选《法说公司》专著;参与编辑青岛市律师协会第一本法律专著《法说公司》;2017年撰写论文《股权纠纷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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