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9日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之际全所人员合影
编者按：本文系在《智合》对文康的访谈文章基础上整合而成。
“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车、中国第一”，当年康有为先生两度游历青岛后，留下了二十字评价。漫长的海岸线上云集过诸多文坛大家，为这座城市注入自由新潮的思想，也汇聚了一批意欲在法律行业有所作为的有识之士。
在1995年的黄海之滨，三位不足三十岁的年轻人在青岛初创了一家名为“文康”的律师事务所。
很快，文康聚集七位高考状元、五位北大法律系高材生，成为首批“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之一；在专业上做到拔尖水准，成为国家海洋局针对康菲石油的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件的4家代理律所之一。
回望二十五年，文康曾经处于十九年没有合伙人离开的“超稳定”局面，创造过全省创收第一的辉煌，亦曾内遇动荡、外临劲敌。痛则思变，在经历徘徊和阵痛之后，文康内改制度、外拓版图，把握机遇，乘势起航。
（一）海天三结义，一杯咖啡定终身
1989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十周年，法治的春风正在惠及青岛这座城市。三位法学科班出身、同年毕业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初并没有直接投入律师事业。
不过，中国律师行业方兴未艾，历经过特殊年份的动荡，少年的豪情壮志自在心头，只待时机。
做律师，是张金海在人大法律系读书时就已确定的职业理想。“改革开放会进一步加深，律师将会是一个刚需职业。不过，律师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需要先了解社会与行业。”基于这份认知，198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张金海先在青岛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摸爬滚打了三年半，积淀了对外贸行业的了解。进入律师行业后，他看到青岛律师人数才不到200人，行业发展的潜力巨大；而且现有的律所大都只是靠“灵魂人物”在带动发展。
“合伙人间是平等、民主的，创始人不会一枝独秀，所有人都是大树，律所形成一片森林。”这是张金海心目中律所的样子。“我要在青岛创建一家合伙制律所，为律师提供最好的执业平台，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服务。”萌生这个想法的时候，张金海刚在青岛国际商务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不到两年，但他已经明确了要奋斗的方向。
创始三人合影
殷启峰从山东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来到青岛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建总”）就职。作为全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青岛开发区彼时下设三个总公司，建总是其一，负责承接开发区的基础建设、房地产、物资采购及下辖设计院、园林等公共事业单位。殷启峰入职时，每月除了50元的基本工资外，还有90元的开发补贴。从最开始的合同管理员，到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兼法律顾问，主持工作，殷启峰只用了五年时间。无论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还是发展前景，这都是一份极好的职业。
期间，建总旗下的一家企业陷入一起纠纷，张金海作为代理律师，帮助企业将一起调解案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翻了过来，给企业挽回了损失。殷启峰作为亲历者从中深深感知到律师的价值。当张金海和他商谈要创办一家律师事务所时，殷启峰果断放弃原有岗位，回归法律专业。
张志国从北京大学毕业那年，恰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到北大招人。在一批候选人当中，仅有两位通过终面，张志国是其一。在青岛贸促会法律部的两年，张志国按部就班地处理着原产地证和涉外法律服务咨询等事务，直到后来进入贸促会下新设的外贸公司，才摆脱例行公事，开始如鱼得水。
“当时外贸还是国企垄断，但是我们的外贸公司是初创，虽然我是一名普通业务员，却可以亲自参与洽谈订单，安排储运、保险、结汇、退税等方方面面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帮助我熟悉了整个外贸的流程。”这段经历夯实了其在进出口方面的专业知识积累，为后续从事律师工作打了很好的基础。与张金海相识后，还没配上传呼机的张志国时不时会给张金海的传呼机发消息，在收到回电时揶揄他的传呼机是否又一天没响了。但其实张志国对于做律师这件事蓄谋已久，一直密切关注着张金海做律师的情况。
1989年，三人同年毕业；1992年，三人同时考出律师职业资格证，缘分不可谓不深。1994年，做了两年律师的张金海感觉到成立一家律所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他分别向两位提出邀约后，殷启峰、张志国都决意辞职下海。
张金海与殷启峰是高中同学，与张志国亦是旧识，不过，殷启峰与张志国此前并不相识，两人是否契合决定了能否进行下一步。1994年11月24日，正是“一杯咖啡定终身”的日子。在彼时青岛东部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青岛海天大酒店咖啡厅，在张金海的引荐下，张志国与殷启峰第一次见面了。
“两个第一次相见的家伙尽管性格不同，但彼此印象颇为良好，当天就定了‘婚姻大事’。”
（二）青岛第66家律所，深埋专业合作基因
“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意为社会安定有序，百姓富足安康。新所名称取自于此，定为“阜康”。三人希望，阜康律师事务所能如当年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一样，享誉大江南北，成为中国律师界的翘楚。后因不能与县级以上地名重复，去“阜”改“文”，这是后话。
1995年1月4日，筹备中的阜康在财政部干部休养院（现为香港中路德宝大酒店）1号楼，租了一个大套间，面积约60平方米，一年租金55000元。在还没有写字楼的当年，这个办公环境也算优渥。第一个领工资的员工苗增熙已经开始上班，集会计、出纳、文秘、后勤等诸多工作于一身。在苗增熙的印象中，张金海的记忆力特别好，打电话时从来不用看号码簿；殷启峰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对人温和；张志国刚毅自信，对很多事都有“征服欲”。
当年3月29日，青岛市司法局发文批准阜康等5家律师事务所成立并报山东省司法厅备案。此前，律所设立的批准权归属山东省司法厅，1995年正是市司法局具备批准权的第一年，但省司法厅仍然保留“备案权”，若备案不通过，律所依然无法成立。
在近一个月的等待后，4月22日，阜康通过备案。张金海、张志国按捺不住激动心情，于当日下午就登上“齐鲁号”火车，奔赴济南，第一时间拿到备案函，次日一早再乘“齐鲁号”返青。张金海“洋相”地借了一部手机，将消息及时传递给还没有离开建总的殷启峰。
4月24日是个星期一，经过一番特意打扮的仨人，攥着省司法厅的备案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一起来到位于江苏路的青岛市司法局律管处换批准函。张金海回忆，“当时的毛处长一脸严肃地审查完我们提交的备案函后，终于将批准函交给了我们。随后，逄副处长交给了我们一大摞收据，律所就可以开张了。”
这一天，三位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创办了青岛市第66家律所。
从建设公司出来的殷启峰负责房地产与建筑工程，从外贸公司出来的张志国负责海商海事，当过两年律师的张金海主要做“他俩不做的业务”，主要为商事诉讼。这个专业分工的雏形，既是各自工作经验的自然选择，也是刻意为之的结果。在中国律师业蓬勃发展的初期，“万金油”律师包打天下，像阜康三位创始人这样确定术业有专攻的还不多见。后来文康以专业赢得广泛赞誉，与文康初创即种下的基因分不开。殷启峰说：“律师精力是有限的，而客户需求是多元的，将客户需求按照专业分流给专业的人，更能服务好客户。”
不过起初，没有做过律师的殷启峰、张志国心里都有些顾虑：自己办所能不能挣到钱？客户是否愿意把业务给我们？1994年即创收15万的张金海则相对比较确信这事儿能成，只要创收超过10万，就能活下去。
“50%留存、50%提成”，也是这个时候确定的，三人明确：只要有一个人挣到钱，就给每个人发工资。张金海解释，50%留存体现的是合伙人精神，50%提成则保障多劳多得。第一年，张金海、殷启峰、张志国三人工资是800元/月，苗增熙是600元/月，每月的人力成本控制在3000元。那时候，张金海每个月都会盯着律所账户中的数字，如果低于3000元心里就不踏实。
因为采取了“50%留存比例”，文康从来没发生拖欠工资的事儿，不过倒是“拖欠”了合伙人的提成。“800元的工资是第一笔，从提成中优先支取，其他暂时仍然留在律所账户上，以沉淀更多资金做公共建设。”殷启峰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得律所有能力、有条件做长远的安排与规划。
创立第一年，律所创收即达到50万，远超过最初测算的生存底线。下半年，在考察了九个候选人之后，文康正式聘用了一位前台秘书，还置办了办公桌椅、沙发外的硬件设施，律所有了第一部电脑、外线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在“大哥大”3万元一部的90年代中期，这些都是高价的“稀罕物”。
（三）筑巢引凤北大帮，群英汇聚共发展
1997年1月1日，一年的初始之日，文康迎来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加入：原青岛海事法院法官孙芳龙，原山东省贸促会法律部部长兼山东捷世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明均。
缘分起于一次庭前对垒。一年前，张志国作为被告代理人，承接了一起无单放货案，李明均、孙芳龙正是该案的原告代理人、主审法官。上庭，双方律师据理力争，法官不偏不倚，彰显专业水准；下庭，三位师出同门的师兄弟因这次“交手”加深了解，张志国更是动了延揽之心。
“海天三结义”后，文康有了三位合伙人，但要做青岛当地最优秀的律师事务所，人才队伍扩充是当务之急。孙芳龙、李明均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一位做了十余年法官，司法经验丰富，且早在文康成立之前，张金海即有意邀其一起创建律所；一位在省贸促会任职，同时还兼任一家国办所主任，在业务、管理等方面蓄积深厚。彼时恰逢省贸促会要从青岛搬至济南，李明均不愿换一座城市重新适应，孙芳龙亦觉得是时候出来了，在文康抛出橄榄枝后，两位顺势辞去公职，文康核心团队“五指成拳”。李明均更是携团队成员一并加盟，迅速壮大了文康的人员规模。
次年4月，文康“请来六指”——原青岛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学政加盟文康。张金海主动让贤，合伙人推举刘学政担任文康第二任主任。刘学政其人，学生时期即以高考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法律系，二十五岁报考青岛市笫一次公开招聘副局级干部时，又一举拔得头筹，后曾牵头组建青岛仲裁委员会。辞职时三十多岁，前途一片大好，在众人的讶异中，成为青岛市主动辞去副局级职务的第一人。
1997年9月19日 “阜康”更名为“文康”揭牌仪式
此间前后，文康还眼疾手快地“拉”了很多人，例如在中国银行青岛市分行拿着高工资的孙德新，在青岛远洋船员学院任教的海商专家郭春风教授，在法院实习期间被“偶遇”的于驰，等等。许多的文康人来自于政府机构、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原来已在各自岗位上成绩卓著，但在选择律师职业后又都认准文康、加入文康。
群英毕至、船高水涨，文康蒸蒸日上，建所后短短几年即在青岛声名鹊起，被誉为学院派律所，精英气质一时无两，行业口碑、专业实力以及人均创收，都位列前茅。
2005年，文康入选全国首批“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当年山东省评上7家。这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一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评选活动，最后从1万多家律所中择优选出了115家，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
（四）制度突破打开人才大门，文康“大合伙”了
文康人员和创收高速上升期自1995年开始大约持续了七年左右，2003-2005年进入三年平台期，创收一直徘徊在一千多万没有明显增长，人员也基本稳定在四五十人左右。
虽然文康的行业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减，但张志国敏锐地觉察到了蕴藏的危机，在文康内部局域网BBS上孙芳龙发出了“突破瓶颈”的呐喊，立即引发了张志国的共鸣，文康人也展开了热烈讨论。2005年底的律所主任换届选举中，张志国积极参与竞选，开始了他自2006-2008年的第一次主任任期。主张做大做强、惯于猛冲猛打的张志国，在这三年任期结束时实现了他的阶段目标：文康人员规模接近翻倍，创收超过三千万。
但张志国仍未能改变文康合伙人规模多年止步不前的局面。
1998年之前，文康建所三年内引进了三位重量级合伙人，合伙人人数翻番；但此后能够符合文康进人标准的人才似乎就极其难寻了。2002年10月，北大毕业后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任职十年并被选派赴英留学的于泉加盟文康，也是1999-2010年期间文康从外部引进的唯一一位合伙人。文康从内部提升合伙人的要求也极高：2001年1月，孙德新成为合伙人，2005年4月，于驰成为合伙人，他们也是在此期间内部晋升的仅有的两位合伙人。
文康当时的九位高级合伙人自称“九头鸟”，他们都生于六十年代，其中七位是当年所在地区的高考状元，五名为北大法律系高材生。文康合伙人的高学历和强能力竖起了人才选聘的高门槛。外界甚至揣测，只有北大毕业的高考状元才能成为文康的合伙人。
同时，在律所初创时，为了保证合伙人层面的一致性，衍生出“一票否决制”。这项机制保证了初期引进人才的质量，但也削弱了人才延揽的力度与速度。虽然2005年废除了“一票否决权”，不过合伙人在实操层面还是保有这种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康不知道如何与不同层级的人才打交道。张志国坦言，“我们希望能找到和九位高级合伙人都差不多的人，但这其实有点过于苛刻了。”
这种“苛刻”在2010年显露无疑。当年，关于两位业绩表现相当出色的律师能否晋升为文康合伙人的问题，在文康的合伙人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尽管这两位律师的条件在其他律所早已达到合伙人标准，但在合伙人无法达成全票通过的情况下，他们在文康的入伙之路异常艰难。
爱因斯坦说，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永远不能从产生问题的层面被解决。这次事件，促成了文康史上动作最大的合伙体制改革。在张金海的提议和推动下，文康的合伙人们不再纠结于具体人员的入伙问题，转而在合伙人体制上达成了一致。
在2011年3月19日的全体合伙人会议上，文康宣布实行“大合伙制度”，新合伙人无需缴纳入伙费，合伙人普选管理团队，合伙人会议共同决策。合伙人团队一下子增加到25位，16位优秀骨干律师成为了文康合伙人，经全体合伙人选举，文康首任主任张金海成为新一届管委会主任。在此之前，除9位高级合伙人之外的合伙人都是名义合伙人，有“合伙人”头衔却没有对等的权益；在大合伙制度之后，所有合伙人都享有决策权。借此契机，文康将最初的9位高级合伙人定义为原始合伙人，以肯定他们的贡献。
这项制度，开放了晋升通道，通过了民主票决制，解决了合伙人数量增长缓慢、原名义合伙人不具备投票权这两个沉疴旧疾，充分激发了年轻一代合伙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13-2014年，以单个办公室口径计算，文康青岛总部的全年创收连续两年获得全省第一。
（五）从“阳光”到“远洋”，最近的路走得好漫长
尽管在“大合伙”问题上取得了珍贵的一致意见，在律所发展上的理念差异却始终存在：文康未来发展到底是精工细作“孤芳自赏”，还是海纳百川“做大做强”？
理念差异不会因为合伙人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恰恰相反：在涉及文康发展的重大事项上，9位原始合伙人尚且不能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大合伙”后全体合伙人参与民主票决后，管理团队甚至无法预测投票结果，典型如2013年律所迁址问题。
在二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康有过四次迁址，分别是：1997年，从财政部干部休养院1号楼迁至齐鲁石化疗养院观海楼；1998年，迁至香港中路6号世界贸易中心；2003年，迁至香港中路61号阳光大厦；2014年，迁至香港中路61号甲远洋大厦。在决定第四次迁址的2013年，合伙人内部产生了重大分歧。
2003-2013年，文康在阳光大厦办公十一年。十一年间，阳光大厦从一个城市中心地段较为体面的写字楼，逐渐变为一个设施老化落伍、在周围新兴建筑映衬下略显寒酸的写字楼，很多方面已经跟不上文康对硬件的要求。2013年，搬家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搬不搬、搬到哪里，优先考虑律所形象和发展空间，还是优先考虑节省成本降低负担，合伙人又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乃至于在提交全体合伙人大会表决时陷入僵局：先是纠结搬迁一事属于需过半合伙人通过的一般议题，还是需2/3合伙人通过的重大议题；经表决明确是重大议题后，又迟迟无法达成多数一致意见。
文康现在办公的4A级写字楼远洋大厦，与阳光大厦同在香港中路61号，直线距离不足百米，但这条路文康足足“走”了一年。2014年4月底，文康搬至远洋大厦。
绝对的民主，牺牲了决策效率。是否迁址，在办公硬件层面间接影响了律所的发展速度；是否“做大做强”，则在发展路径层面直接决定了律所能否基业长青，若在这个问题上再议而不决，势必错失良机。
张金海等人开始思考，文康或许应该从绝对的民主走向民主集中制了，加快“做大做强”共识的形成。但决策机制尚未改革、发展共识尚未达成之时，文康就收到了来自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加盟邀约。
（六）经历“中伦劫”，没有不散的宴席
2014年的大年初二，彼时的中伦管委会主任亲至青岛考察分所开设事宜，与张金海、张志国、孙芳龙在丽晶大酒店洽谈合作事宜。中伦看中文康的专业、品牌，意欲合并。
此时的文康，合伙人理念重大差异问题日渐明显，合伙人们对律所分配制度、律所管理体制等也多有诟病，呼吁改革之声正响。张金海正为改革方案的出台费尽脑汁反复思量，而加入中伦，似乎可能是这一系列问题的解药：红圈所的吸引力自不在话下，加入中伦成为青岛分所，便可跟随总部的指挥棒发展就好，无需再去争执；内生的改革动力往往不足，自我革命通常不能取得成功，借助翻牌的契机直接适用中伦的体制，也可看做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只是“文康”这个原本期待百年的品牌就此中断它的历史使命，肯定还是很令人不舍的。
彼时，文康恰有十位高级合伙人，对于是否加入中伦、翻牌为青岛分所这件事，高伙层面的态度形成了5：5的平局。持积极态度者认为，这是很好的升级律所平台的机会，站在一线律所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远；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文康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口碑、业绩走在全省前列，不应该轻易放弃转而加盟尚未进入山东法律市场的中伦。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本着民主决策的精神，高级合伙人决定先听听其他合伙人的想法，毕竟他们更年轻，他们的未来更长久。
2014年4月，已连任文康管委会主任的张金海将相关信息向全体合伙人充分公开，召开座谈会介绍管委对中伦的考察情况，邀请中伦的管理合伙人到青岛向全体合伙人介绍“中伦的秘密”，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
4月24日是文康的生日，当年文康庆祝19岁生日的方式就是从“阳光”搬家到“远洋”，而中伦问题给这个生日的意义增加了一层不同的色彩。
在搬家前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中伦问题成为文康合伙人最为关注的话题。利与弊、去与留，是自我改革促发展，还是加入中伦华丽转身……合伙人们在座谈中、在合伙人会议中、在群发邮件中热烈发表着各自的观点。相较于部分高伙的积极，年轻合伙人反而更趋于保守，他们一方面对加盟中伦可能带来的红利并不确信，另一方面对可能的不利影响更为担忧：经过多年打拼才成为文康的合伙人，如果加入中伦，可能又要回归办案律师或者高级律师的身份，从头再来。
经过充分表达意见后，至2014年5月底多数合伙人表示了消极的态度，再行安排表决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这件事再一次暴露文康在如何做、往哪儿去方面的理念还未达成一致。”张金海有些无奈。
合作事宜就这么搁置了，管委会决定继续推进文康体制改革，并在年中的合伙人会议上提出了改革方案草稿，供大家讨论。
2014年7月，年中合伙人会议开过之后不久，一个瓢泼大雨的日子，张金海、殷启峰、张志国突然分别接到孙芳龙的通知：“我要去建立中伦青岛分所了。”在外面的三人匆忙赶回律所坐在一起，却久久没有说话，这一刻或可称为文康建所十九年来的至暗时刻。张志国打破沉默，“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把文康做好！”
在2014年之前，文康核心合伙人连续十九年只进不出，保持了神话般的“超稳定”局面。中伦事件中重量级合伙人出走，给文康合伙人和律师们带来巨大震动，陆续有人离开文康，其中不乏业务骨干。青岛市律师界对此也颇为关注，坊间一时议论纷纷，有一种声音认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文康可能从此走上四分五裂、一蹶不振的不归路。
后来，如外界所知，“九头鸟”中四人相继离开文康：除孙芳龙、于驰于2014年加盟中伦创办青岛分所外，刘学政于2017年加盟君合创办青岛分所，李明均于2018年加盟众成清泰青岛分所。张金海、殷启峰、张志国三位创始合伙人以及于泉、孙德新两位原始合伙人坚守在文康。
2015年年初，“中伦劫”余波未了，文康在崂山召开合伙人会议。十年前大声疾呼“文康必须突破瓶颈”的张志国明确提出警示，文康要小心。“虽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做得不错，但同行都在一日千里，未来我们未必能保持全省前五，稍不小心，可能都未必能保住前十。”
一方面，中伦事件“余震”未了，京沪律所下沉二三线城市的情况更加普遍，开始挤占本土律所的市场，尤其体现在人才竞争上。在此之前，文康是本土屈指可数的几个一流平台之一；但是在京沪大所下沉二线城市之后，当地优秀人才可选的好平台越来越多。“原来人才都在门口排着，很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进来；现在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另一方面，在做专业律师这件事上，文康人的追求是一致的；但在律所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方面却始终议而不决，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形成合力。文康久经共识不足、决策拖沓之苦，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正视。而今，京沪律所纷纷入鲁抵青，省内大所积极合纵连横，对于文康而言，变则通，不变则壅。
（七）不破不立，改革制度凝聚共识
“文康走过的每一道沟、每一道坎都有其道理，不走过这些沟沟坎坎，恐怕也不会围绕发展达成共识，不会有后来对管理机制、决策机制、发展战略的调整。”
2016年年底，文康做了两次重大改革：推行团队制，改选管理团队。
1.推行团队制
张金海笃定，团队制是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在此之前，文康施行的是“双市场制”，律师区分为案源（效益）律师、办案律师。在文康，有一大批没有市场开发任务但精于业务的办案律师，每位办案律师都有一到两个比较擅长的专业领域。为了激励不同团队律师之间的合作，文康形成了所内、所外两个市场的业务合作模式和与之相配套的分配制度。
自2004年起，文康通过运行《计时工作规范》《合作办案指引》等工作制度，实现了各团队专业合作的有效融合，积累了打通办案环节、跨专业部门合作的经验。办案律师主要采用计时薪的方式，案源律师及合伙人主要适用提成制。每个季度，有些办案律师可能会从十余位业务牵头人那里获取报酬，有些业务牵头人可能要向超过二十位同事发放办案报酬。
案源律师与事务所结算的提成制模式经过几次调整，提成比例从最初的50%进阶到后来的“累进制”，当创收超过一定数额时，累计后的提成比例较高，律所公共成本分摊部分较低。
张金海发现，随着合伙人的年创收从最初的50万、200万一路猛增到千万，原来的提成制走到了“死胡同”。“哪怕创收1500万，相较于500万创收给律所的贡献并没有增加太多，但是占用的公共成本可能远不止于此。在业务量很大、用人很多的情况下，其实不但没有给律所创造价值，反而需要律所补贴，这也变相侵占了业务量少的合伙人的权益。”
这就是要施行团队制的主要原因。
在团队制下，每个团队根据律师数量，按一定比例承担律所公共运营成本，同时为了平衡高创收团队与低创收团队的关系，制定了对于高创收团队的奖励机制，以及对于创收不达标团队的补贴机制。这样既体现了合伙人精神，又将合伙人责任圈定在有限范围内，保障了高创收团队的利益。
在律所和律师之间，搭建“团队”这个层级，赋予团队更多的权利：想要做大做强的团队，可以提前做团队人员布局，不会挤占律所公共运营成本；想要小而精的团队，也能在文康有一席之地。
其实早在2014年，张志国就已在青岛西海岸办公室进行团队制试验。彼时的西海岸刚刚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九个国家级新区，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资源丰富。
2013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引发了举国关注的“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事件。事故发生后，张志国带着团队驻扎一月，为当地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支持。在服务的过程中，随着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张志国意识到，“西海岸未来或许就是上海浦东。”于是，他说服合伙人在青岛西海岸开设分所，并出任分所主任，尝试团队制的运营模式。
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漓江西路名家美术馆3层的西海岸办公室
到西海岸之后，张志国在分所内部实行一体化运作，团队内没有拿提成的案源律师，团队为成员发放工资，辅之以奖金，并明确不招聘案源律师，所有案源都是律所的案源。“从董事长到业务经办人，都需要集团队之力去维系，通过整合团队资源拿业务，并依托团队力量把业务做好。我希望，有一天我离开西海岸办公室的时候，带不走一个客户，带不走一项业务，这应该是团队制、一体化运作的自然结果。”
到2016年，西海岸办公室的业务已经风生水起，很多当地政府部门、平台公司都成了文康客户，业务创收在西海岸律所中排名第一。但是当年年底，张志国被急召回总部。
2.改选管理团队：创设战略委，扩容高伙队伍
文康的九位原始合伙人中，有六位曾做过主任，分别是张金海、刘学政、殷启峰、孙芳龙、张志国、李明均。在2011年之前，经内部推选，六位原始合伙人相继担任文康主任；2011年，文康推出“大合伙制度”，张金海再度出任主任，并成功连任两届。2016年准备卸任时，张金海在谋划一件事：“我要把做大做强的代表人物——张志国推上来。”
三人中，张金海是“指导员”，循循善诱；殷启峰是“诗人”，善于谋划；张志国是“工人”，敢闯敢冲。他一向认为，“规模是保证专业化的基础，规模是团队作业的依托，规模是重要的竞争手段。”
2006年，张志国曾当选为文康主任，在其任内，文康创收从1000多万增至3000多万，人员翻番；后在青岛西海岸办公室的尝试上，取得良好成绩；从海商海事到日韩业务，再到政府法律服务，在专业领域上完成两次果断转向。是以，张金海力主张志国出任文康主任。
2016年12月，经合伙人无记名投票，张志国再度当选为主任。上任伊始，张志国提出十六个字的工作目标：凝聚共识、提振心气、准确定位、加速发展。
“为什么我要把共识这样一个比较虚的东西放在首位？如果意识问题不解决，行动不可能跟得上，方向不可能走得对。过往几年，文康之所以出现业绩徘徊、人员流失、决策效率低下，就是因为缺乏共识。”当年，文康围绕“凝聚共识”开展了每月一期的系列发展论坛，谋求合伙人层面的共识。
“凝聚共识、提振心气”的同时，是“准确定位、加速发展”。张志国认为，决策机制的调整势在必行。在2015年的崂山会议上，全体合伙人就引进新合伙人事宜进行表决，但有些管委会特别看好的人才却未能通过票决。当天，张金海、张志国急忙赶回青岛做安抚工作。
“管理团队在外面费尽心力延揽了人才，回到所内却无法落实，工作结果缺乏可预见性，内部损耗极大。”这次事件，让文康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不同阶段的合伙人，其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让关注如何多招揽客户、完成创收指标的合伙人，在律所重大决策上发表意见，有点为难他。”
鉴于此，张志国推动合伙人会议进行了决策机制调整：决策权“上收”至高级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仅保留管理团队选举权、基本经济制度制定权。“这两项事务一定要体现和尊重全体合伙人的意愿，至于其他一些具体事务，就交给高级合伙人决策，让普通合伙人安心做业务、带团队、拓市场。”此举之后，普伙、高伙各司其职，文康的决策效率、执行效率明显上升。
2017年，文康创收破亿，跨入“亿元俱乐部”。2018年，文康继续“强化共识”，设置合伙人会议主席一职，由张金海担任首任合伙人会议主席，加强合伙人建设，以应对律所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困难。因为严苛的晋升机制，此时文康的高级合伙人团队仅有12人。
一边是高伙团队急需扩容，一边是好不容易提升的决策效率，如何平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9年年初，文康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战略发展委员会，5位原始合伙人+2位资深管委会成员成为首届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将吸收、劝退合伙人等部分高伙会议权限赋予最资深高伙组成的战略发展委员会。至此，文康形成“全体合伙人会议-高级合伙人会议-战略发展委员会”三级决策机制，在高伙扩容的背景下，保证了事务所的决策不因合伙人的增加重蹈久议不决的歧路。
2019年12月6日，又是三年换届时。通过无记名投票，张志国连任新一届管委会主任，田刘柱、高良臣、王群、周青林、李涛、柴恩旺担任管委会成员；殷启峰担任新一届监事会主席，张宁、张建军、王洪海、史新立担任监事会成员。
2017年到2019年三年来，文康人员数量增长75%，业务创收金额翻番，连续在《钱伯斯亚太法律指南》“公司/商事：东部沿海（山东）”和“海商海事：中国北部”两大领域获得推荐，收获《商法》“2019年度卓越律所大奖”，入围2019年汤森路透ALB“中国法律大奖”，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八）战略升级，立足北京放眼世界
张志国与君益诚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欲弘在文康-君益诚律师联盟北京办公室开业当天的合影
济南、北京，是2020年文康国内布局的两大战略重地。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城市，其政商资源、覆盖能力不在青岛之下，文康也早在2006年即布点济南。但是，此前文康仅将济南办公室当成在省会城市的“办事处”“联络点”，并未充分挖掘当地市场，虽是第一家分所，发展却未达到预期。
“济南办公室必须拼一把！”2017年，文康提出“青岛-济南”双核心的概念，意欲把济南办公室打造成和青岛总部相当的体量。为此，近年来文康在区域经济发展调研、重点领域协同开发、人才引进基金调配、专业人员业务支持等方面围绕济南核心集全所之力开展工作。2019年，济南办公室迁至当地最好的写字楼，升级硬件，以备应战。
北京，则是“兵家必争之地”。“发展北京，是我们获得可持续发展新动能的必由之路。在京沪大所下沉二线城市的背景下，作为二线城市的区域强所，我们必须完成一线城市的战略布局，否则落实全国布局、强化跨境业务等就无从谈起。”
但是，地方律所进京有两大难题：人才延揽、市场拓展。在大所云集的北京，地方律所的北京分所几无优势；参与企业招投标时，落款盖章若是“山东文康（北京）律师事务所”，会让客户心生犹疑。
是以，虽然早有这个设想，但始终未做决断。直到中伦事件后，四位原始合伙人相继离开文康，破釜沉舟的内部整饬凝聚了共识，显著回升的业绩表现也增强了信心，此时，张志国提出启动北京战略，当即获得了12位高级合伙人一致的赞同。
在总结了许多失败案例的前车之鉴后，文康并未以直接设立直营办公室的方式进京，而是采取“文康-君益诚联盟”的方式“曲线救国”。
北京君益诚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有着10余年历史的律所，长期为境内外客户提供涉澳涉外法律服务，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与阿德莱德设有办事处。“文康-君益诚律师联盟”由文康、君益诚共同搭建，由文康团队负责一体化运作，在发展规划、人员选聘、业务操作、费用开支等方面集中管理和资源共享。
其中，澳洲业务是优势板块，不但可以为客户提供移民方面的服务，还可以提供在澳洲投资方面的支持。目前，联盟已与中国澳大利亚商会（China–Australia Chamber of Commerce Beijing）达成战略合作，也与“澳、新、美、加”及“一带一路”周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服务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因而，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张志国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泡”在北京。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现在已初具规模。“2020年，人才队伍方面要实现倍增，执业律师达到50人规模。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希望文康、君益诚可以合并成为一家律所，保留文康品牌，并依托北京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布局。”
过去三年，文康下沉基层，省内扩能，省内办公室增加至六个，青岛总部办公室从一层扩展到近三层，济宁办公室是最“年轻”的区域办公室；同时北京办公室开始发力，位于国贸CBD泰康金融大厦36层的办公室扩租升级；文康-君益诚律师联盟悉尼办公室也随澳中基金迁入了新址。“一带一路”大潮之下，文康人在中南半岛已经留下了足迹……
结语
三观相近、理念趋同的一群人，在文康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张金海、殷启峰、张志国三人更是一起合作了二十五年。在这里，专业有深度，管理有温度，无论是职场新人还是合伙人，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即使是行政人员也能被接纳为合伙人，长期的贡献都能获得充分的肯定。即便是已经退休的功勋员工，也能在退休金之外按月从事务所领取津贴，退休生活因而获得更好的保障。
二十五年前，文康专业至上、合作致胜，创所当年创收即超过50万，后“五指成拳”、“请来六指”，一时风光无两。
十五年前，文康群贤毕至，非最优秀者不纳，一路高歌猛进，入选首批百家“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十年前，文康放开合伙人晋升通道，一批青年才俊登上合伙人舞台，开始代际传承的布局。
五年前，文康内遇大批人才流失，外临京沪律所下沉，痛定思痛，改僵化制度，拓地理版图。从“凝聚共识、提振心气”到“把握机遇、乘势而起”，文康经受阵痛后走出了亮眼的上升趋势线。
2020年3月22日，文康战略委召开会议，确定了文康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即在文康三十年时（2025），文康要发展成为中国知名千人大所，完成国内中心城市和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战略布局。
走过二十五载风雨路，文康历经沟沟坎坎，体味欢欣悲伤，奔跑过，徘徊过，犹豫过也彷徨过，创造过超稳定的奇迹也遭遇过分化带来的重创。或喜或悲，皆为过往。底蕴深厚的文康正迎来史上最佳发展机遇，愿景清晰，路径明确，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心怀百年梦想，面向光辉未来，文康的蓝图已经绘就，文康的风帆再次鼓满。
二十五载，皆为序。文康号巨轮的螺旋桨已经加速启动，正在往大海更广阔处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