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紧迫性：精神虐待的隐蔽伤害与制度困境

12岁女孩林某（化名）父母双亡后由姑妈监护。姑妈长期以“教育”为名实施言语侮辱、孤立恐吓（如关禁闭、当众贬低），致林某出现抑郁自残行为。学校老师发现异常后报警，经司法鉴定，林某符合“长期精神虐待所致心理创伤”。法院最终撤销姑妈监护权，由民政部门临时安置。

此类案件暴露三大痛点：第一，伤害隐蔽：精神虐待无物理伤痕，举证困难；第二，干预滞后：亲属常以“管教”为由逃避追责；第三，安置困境：撤销监护权后缺乏长期照护机制。

法律依据：撤销监护权的实体与程序规则

（一）核心法律条款

（二）精神虐待的司法认定标准

根据最高法典型案例及《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符合以下情形可认定为“精神虐待”：（1）持续性侮辱贬低：长期贬损人格、恐吓威胁；（2）情感操控：故意孤立、剥夺社交、情感勒索；（3）后果严重性：导致抑郁、自残、社交障碍等医学诊断。

操作指南：撤销监护权的全流程实务

（一）关键步骤与责任主体

（二）难点突破策略

1.举证困境的破解

第一，医疗介入：立即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第二，学校协作：调取在校行为异常记录、教师证言；

第三，技术取证：隐蔽录音录像（需不侵犯隐私前提下）。

2.申请人缺位的应对

第一，检察机关兜底：2023年最高检典型案例明确，当亲属不愿申请时，检察院可支持起诉或提起公益诉讼；

第二，民政强制介入：新《未保法》第92条要求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处于危困状态时主动履职。

3.临时安置的实操方案

制度反思：现有漏洞与维权建议

（一）法律适用中的突出难题

1.“严重性”标准模糊：精神伤害程度缺乏量化标准；

2.部分撤销制度缺失：无法仅限制特定监护权（如禁止教育权保留财产管理）；

3.安置资源不足：福利机构容量有限，长期寄养机制未普及。

（二）给家长与实务工作者的建议

1.预防阶段：建立孩子心理状态档案，定期评估；向学校、社区明确告知监护风险。

2.维权阶段

3.立法建言

（1）将“精神虐待评估指南”纳入司法解释；

（2）建立监护权部分撤销制度；

（3）扩大“类家庭”抚养模式试点（新《未保法》第95条）。

结语

撤销监护权不是终点，而是未成年人保护的起点。面对精神虐待这一隐形暴力，需构建“强制报告—司法联动—国家兜底”的全链条机制。家长与社会力量应主动运用《民法典》《未保法》赋予的法律武器，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条文转化为现实。

【参考文献】

[1]何挺. 论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与监护人资格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以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为切入点 [J]. 政治与法律, 2021, (06): 15-25. DOI:10.15984/j.cnki.1005-9512.2021.06.001.

[2]贺光辉.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问题及其破解 [J]. 法制与经济, 2024, 33 (03): 52-63.

[3]林洋,游欢. 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担任特别代理人的程序规则建构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22, (02): 32-41+78.

[4]刘伟,张霞非. 未成年人监护权检察监督的实务观察与制度重构 [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23, (06): 151-159.

[5]钱笑,孙洪旺.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其完善 [J]. 法律适用, 2020, (10): 8-20.

[6]乔茹. 论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制度完善——以撤销父母监护权为视角切入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3, 38 (06): 22-31.

[7]颜湘颖. 儿童权利视角下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的安置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21, (05): 62-68.

[8]姚俊,王樱,杨敏. 监护侵害犯罪中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的适用 [J]. 中国检察官, 2025, (08): 55-59.

[9]张丽君,吴虹. 涉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检察监督的反思与重塑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 41 (03): 122-131.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3.014.

[10]张丽君,张鸿巍.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刍议 [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8, (01): 23-28.

文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

文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自2022年4月由文康律师事务所发起成立以来，已吸引了近40位来自济南、青岛、烟台、日照、济宁、潍坊、临沂、东营、德州、滨州、威海、泰安等地的文康律师参与，形成了一个跨专业、跨地域的公益组织。该小组不断探索创新，充分结合未成年人的特点和社会实际情况，构建了预防、引导、纠正和救助相结合的法律服务模式。通过提出相关立法建议、开展普法宣讲、化解纠纷、提供法律援助和进行慈善捐助等多种形式，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同时，小组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等展开合作，致力于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序推进公益普法等各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希望在青岛、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贡献文康力量，做好儿童守护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