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10月，贵州茅台发布了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披露，董事会会议通过了金额高达人民币8.3亿元的捐款。众多中小投资者质疑捐款的合法性，向上交所、证监会举报贵州茅台“非法捐赠”，之后197位中小投资者将茅台起诉至怀仁市法院茅台镇法庭。但是，至今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法院仍然没有立案。

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是，公司的捐赠行为具有非营利性，那么这种行为能否在法律上正当化呢？这期解说韩国公司法判例，我们看看韩国法院关于公司捐赠的相关判例。

捐赠行为与背任罪

2010Do568 判决

甲是在职的K银行行长，将于2008年5月初左右卸任，其明知自己被C大学录用为聘任教授，且K银行的捐赠款将用于向其支付工资，而仍让K银行向C大学捐赠了韩币2亿元。因此，甲被以背任罪提起公诉。

原审法院认为（光州地方法院2009.12.31宣告 2009No2446判决），“第一，K银行为了与C大学等设立支行的大学维持交易关系，一直向这些大学捐赠之事实；第二，韩币2亿元的捐赠额是K银行通常的捐赠规模，考虑K银行在C大学取得的收益，这没有脱离适当的基准之事实；第三，参照被告人的学历和经历，他是符合C大学录用聘任教授所要求的人才，其工资也没有超过过多的水准，捐赠用于被告人的工资，给C大学提供了实质性利益之事实；第四，即使从C大学的立场上看，其通过利用录取前任银行行长作为聘任教授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可以预期维持交易关系等，得到有形、无形的反向给付之事实；等等，参照以上事实，让K银行捐赠韩币2亿元的行为，很难认定为达到侵害K银行股东的股东权益的程度。

大法院认为，“股份公司毫无代价地向其他人捐赠、赠与自己财产的，减少了股东的分红，结果上给股东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失，但是要成立背任罪的话，还要判断是否合乎公司设立的目标、捐赠款的性质、该捐赠款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股东因此受到的损害等等，要求认定该捐赠行为实质上达到侵害股东权益的程度（参考大法院1985.7.23.宣告 85Do480判决，大法院20056.10.宣告 2005Do946判决）”，因此维持了原审判决。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有时，公司会进行捐赠等社会性活动。与公司的营利性相对比，捐赠这种非营利性活动在法律上能否正当化呢？即使采纳否定企业社会性责任的观点，也不能不允许公司为了长期利益、提高自己的形象而进行慈善等捐赠行为。特别是社会对公司的社会贡献活动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与公司业务没有直接关联领域的捐赠，也不能说是与公司利益毫无关联。当然，参照公司的规模或经营业绩，对于过度的非营利活动，在理论上可以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但是，最终要尊重经营者的经营判断，如果不是与经营者的个人利益相关的话，现实中很难追究这种责任。

在本期前言中提到的茅台中小投资者起诉茅台“非法捐赠”案例，法院完全没有必要回避立案审理。根据公司的相关法律，特别是公司法理，完全可以做出令公众和投资者信服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