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罪名解析
虚拟货币领域的刑事风险，看似模糊难辨，实则有迹可循。司法实践中，涉虚拟货币的刑事犯罪已形成相对明确的规制范畴，主要集中于诈骗、洗钱、非法经营及开设赌场等类型。以下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前述主要罪名逐一解析。
（一）诈骗类犯罪
涉虚拟货币的诈骗犯罪，多利用虚拟货币的价值属性与市场信息不对称设局，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诱骗被害人交付财产。其行为模式虽多样，但核心逻辑都是借助虚拟货币的特性，使受害者在错误认知中“自愿”处分财产。实践中，常见诈骗模式可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别：基于虚假平台/项目的诈骗和基于信任关系的诈骗。
基于虚假平台/项目的诈骗是最常见类型，主要通过搭建虚假场景误导被害人投入虚拟货币。具体包括：其一，以高额收益为噱头包装虚假项目，如虚构质押挖矿、新币发行等投资机会，诱骗被害人直接投入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或引导其将主流币兑换为行为人控制的空气币，再通过虚假平台锁定资产。其二，搭建非法交易平台并操控价格，误导投资者买卖，通过制造虚假盈亏让被害人资金受损，行为人从中牟利。其三，在交易环节实施欺诈，如谎称低价出售虚拟货币却收钱不交付、伪造交易记录骗取信任后卷款跑路等，本质均是依托虚假平台或项目切断被害人对资产的控制。
基于信任关系的诈骗则侧重通过建立情感或专业信任实施诈骗。一种是“杀猪盘”模式，通过社交平台与被害人建立情感关系，逐步诱导其“投资”虚拟货币，待投入大量资产后失联；另一种是冒充专家或项目官方人员，以内幕消息等名义获取信任，进而诱骗被害人转账或在指定平台充值，利用被害人对权威的信任实现非法占有。
尽管虚拟货币非法定货币，但其价值属性和可交易性已为司法实践认可，可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以余某良诈骗案（（2022）浙01刑终123号）为例，被告人搭建虚假质押挖矿网站，以高额返利诱骗被害人投入ETH、SHIB等虚拟货币，后将骗取的虚拟货币兑换为现金挥霍。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核心逻辑在于，虚拟货币具有经济价值且可转化为现金，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骗取虚拟货币与骗取传统财物的诈骗行为本质一致，应依法追责。
（二）洗钱类犯罪
虚拟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流动便利性等特点，使其成为一些不法分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工具。从本质上看，利用虚拟货币洗钱与传统洗钱行为并无二致，核心都是通过转换、转移等操作，将上游犯罪（如诈骗、集资诈骗、贪污贿赂等）的非法所得及其收益伪装成合法财产，掩盖其真实来源和性质。
实践中，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操作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类。其一，“币农”“钱骡子”代买模式。通过他人身份注册账户接收赃款，购买虚拟货币后经过混币平台、币币交易等分散资金流向，最终转至指定钱包，隔离自身与非法资金的联系。其二，USDT跑分模式。依托USDT的稳定性，由跑分人员在交易所实名代买后，通过场外币商兑换为现金，完成非法资金洗白。其三，混币平台模式。借助平台匿名性与交易随机性，将非法所得购买的虚拟货币与合法货币混合交易，切断原始记录以掩盖资金流向。其四，场外撮合交易模式。通过私人渠道对接供应商，用非法资金场外购币后转移至海外兑换，实现资金快速跨境转移。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明确，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属于新型洗钱行为模式。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是此类案件的难点。法院通常不会仅依据行为人声称不知情来判断，而是会综合考虑多种客观因素，比如交易模式是否异常、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系以及行为背景等。同时，洗钱罪的成立并不要求以上游犯罪的生效判决为前提，只要上游犯罪查证属实即可。
陈某枝洗钱案（（2019）沪0115刑初4419号）直观呈现了虚拟货币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逻辑。案件中，陈某枝明知陈某波因涉嫌集资诈骗被公安机关调查且已逃匿境外，仍然将陈某波的300万元犯罪所得赃款通过个人账户转至其手中，并将陈某波用赃款购买的车辆低价出售，用所得90余万元购买比特币后转至陈某波指定账户。法院最终认定陈某枝的行为构成洗钱罪，核心依据在于：其一，交易模式明显异常，与正常市场交易逻辑相悖；其二，行为背景存在重大疑点，陈某枝在陈某波被立案调查前无合理理由与其离婚，离婚后却仍协助转移资金至境外；其三，上游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已由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该案清晰表明，虚拟货币绝非洗钱行为的避风港，若利用虚拟货币实施掩饰、隐瞒非法所得的行为符合洗钱罪构成要件，仍然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非法经营类犯罪
虚拟货币具有跨境流通的特性，常被不法分子用于规避外汇管制。若行为人协助他人将以外币购买的虚拟货币兑换成人民币，且交易发生在国家批准的金融交易场所以外，这种行为本质上是通过虚拟货币实现外币与人民币的价值转换，目的是绕开外汇监管，属于非法买卖外汇。从法律逻辑来看，该行为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具体而言，行为人明知他人通过虚拟货币进行变相换汇，仍提供帮助，具有非法经营的主观故意，若所涉金额达到法定的“情节严重”标准，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颜某康等非法经营案（（2024）苏0925刑初79号）便是典型案例。该案中，颜某康等人通过互联网与尼日利亚人勾结，以泰达币（USDT）为媒介，帮助对方将奈拉（尼日利亚货币）兑换为人民币，以此绕开外汇监管。在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期间，三人共接收并兑换了大量泰达币，非法获利超400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其行为属于非法买卖外汇，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颜某康、林某城有期徒刑五年，谢某威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四）开设赌场罪
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和交易便捷性，使其逐渐成为网络赌博活动中的隐形筹码，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实践中，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传统网络赌博平台接受虚拟货币投注，将虚拟货币作为参赌人员的充值、结算工具；二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新型赌博平台，通过智能合约设计赌博游戏，直接以虚拟货币作为投注标的。此外，部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以永续合约为名，实际开展“押大小”“赌涨跌”等赌博性质的业务，也可能被认定为开设赌场行为。
从法律认定来看，若行为人建立赌博网站（或平台）、接受他人投注，且以虚拟货币作为筹码完成资金流转，即符合开设赌场行为。在赌资数额认定上，司法实践通常以购买虚拟货币的实际支付金额为准；若无法查明实际支付数额，可结合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判定。
谢某非、刘某功等开设赌场案（（2023）苏09刑终372号）对此有明确体现。该案中，谢某非、刘某功等人在EOS区块链上开发名为BigGame的赌博平台，推出“掷骰子”“红黑大战”等游戏，并接受用户以EOS币投注。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赌博平台，以虚拟货币作为投注筹码，属于开设赌场行为，最终以开设赌场罪对被告人定罪处罚。
风险防范建议
虚拟货币领域的刑事风险隐蔽性强、涉罪类型多样，无论个人投资者还是相关从业者，均需提高警惕，从认知到行为层面建立风险防线。对此，我们给出以下防范建议。
（一）对个人投资者的风险提示
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要时刻警惕高收益陷阱。面对质押挖矿、新币发行、专家指导炒币等宣传，需要保持理性，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等承诺。同时，远离非官方、无资质的交易平台，请勿向陌生账户转移虚拟货币或资金，避免陷入虚假平台的资金锁定陷阱；防范信任型诈骗，对社交平台中通过情感关系推荐虚拟货币投资的“杀猪盘”保持警惕，请勿轻易相信所谓的“内幕消息”或“官方人员”，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此外，还要明确法律边界，知晓在我国，虚拟货币相关的兑换、交易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请勿参与USDT跑分、代买虚拟货币等他人委托的资金操作，避免因协助转移不明资金卷入洗钱犯罪。
（二）对相关从业者的合规建议
对相关从业者而言，需强化风险审查，若涉及虚拟货币交易中介、平台运营等业务，要严格审核用户身份及资金来源。对批量注册账户、高频大额转账、非合规渠道交易等异常行为保持警惕。一旦发现资金可能涉及非法来源，应立即停止服务并留存证据。同时，遵守金融监管规定，不触碰外汇管理红线，严禁利用虚拟货币从事跨境资金兑换、绕开外汇监管的行为。此外，还需严守业务合规底线，杜绝赌博关联行为。在开发区块链应用或虚拟货币相关平台时，要明确业务性质，不设计具有赌博性质的功能，不接受以虚拟货币作为赌博筹码的投注行为，避免因平台被认定为赌博网站而触犯开设赌场罪。
结语
从利用虚拟货币设局的诈骗陷阱，到以其为工具的洗钱操作，从规避外汇监管的非法经营，再到将其作为筹码的开设赌场行为，司法实践已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明确，虚拟货币绝非法外之地。对于个人而言，认清虚拟货币的属性，摒弃高收益幻想，警惕各类诈骗与非法交易，是规避刑事风险的首要前提；对于相关从业者，严守金融监管红线，强化合规审查，杜绝为犯罪行为提供便利，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虚拟货币的创新探索不应逾越法律边界，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厘清行为边界、坚守合规底线，才能穿透迷雾，远离刑事风险，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法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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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法学院吴嘉颖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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